二、惩戒民事行为论及其困境就笔者所搜集的材料，还未看到国内学者从民法的角度认识教育惩戒权的研究成果。
第二，法治建设的初衷。1.软硬合力的呈现任何一种法治现象或者法治类型，其终极表现都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类型，如此则具备深厚底蕴而不至于徒有虚表，既有表面的工具属性、也有内在的价值属性，因为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
从功能意义上来说，环境司法具有多重面向。三、作为政法体制一环的中国环境司法之协同现象囿于中国政法体制和能动主义司法观，近年来，环境司法开始在既有组织架构下创造、延伸和调适，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以及司法机关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联合与协作，它浸润在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中，呈现出了政治引领、行政观照、法院主导的协同现象，成为了司法协同治理中的集大成者。法法协同虽然符合单一制国家权力结构的本质性要求，但在程序正义要求下，这种协同关系尚须优化。1.审理阶段的能动审理阶段的能动主要体现在：第一，行使法官的释明权。从诉讼发生类型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占据了环境资源案件的一大部分，这进一步印证了公共利益催生能动司法的动力这一因应。
1.环境司法的要旨环境司法是实现环境正义的重要一环，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法治中具体一环，更不能聚焦在某类甚至是某一技术性措施之上，而是应从社会治理、公共话语等更为广袤的场域去理解。与审理阶段的适度性相比，在审后阶段，司法权在目的性和裁量权上面都更为积极、主动，发挥着类行政权的功能。（三）审判机关践行环境司法的法法协同：弱协同审判机关之间也存在协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法院内部机构和外部机关之间的协同，并且呈现繁荣之态。
再后来，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排放权交易、气候变化等新兴且多元化的案件被纳入环境案件。法官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在于能动运用行政审判权来开启行政公益诉讼之门，通过审判权的能动运行履行法官的社会责任。三是法院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或者专家库，从中直接选取技术专家为审判人员提供咨询意见。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应当由司法来承担重要任务的原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应为环境司法的应有之义和现代环境司法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它的研究方法相对回避了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论争，勾连了立法论和解释论，涉及到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价值分析等诸多方法，体现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自觉。能动司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过程实现社会目标，或者说围绕社会目标的实现而实施司法活动。
从政治决断到社会治理，司法机关扮演了党的意志落实的传输器角色。由上可知，环境司法需要三大功能系统共同发挥作用，但生态文明决策的党的意志性、法治文明建构的党的权威性其实都指向了环境司法的政治面向，二者都要服从于政治功能，其政治功能是基础和首要的。通过信息共享和司法服务等机制，在证据转化、司法鉴定等方面，更为主动地获取证据。两大分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如在民事领域，前者包括的审判、执行检察监督等与后者涵盖的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执行检察协助等可能同时存在，这就决定了法院和检察院在一定程度上的协同。
然而一元化研究所蕴含的党政不分的国家观与政法同构的法治观相对忽视了环境司法能动与协同的基础与前提，环境司法能动与协同的运转逻辑尚未厘清，致使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不协调现象。尤其在审理阶段，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以准立法者的角色出现在诉讼之中，这实际上对司法克制主义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但是也尚未突破原有的诉讼结构和规则，呈现出适度能动的样态。二是以专业化的审判为核心要义，开始更加强调环境案件审判的质量。政治、社会、生态构成了环境司法作用的整体图景，三者相互交织的系统是环境司法得以存在的基础与作用的对象，环境司法的要旨也应当从中找寻。
2021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为诉前禁令的采用提供了法律依据。生态问题由经济发展所带来，但当生态利益强大到足以与经济利益相抗衡的时候，其不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步入了政治议题的范畴。
党政分开抑或合并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价值，党政体制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具体到当前，有三大基本初衷。在生态环保领域，党的意志也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司法能动更多地体现在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社会性的彰显，更多地追求司法的止争功能，这实质上是在延续司法的治理化传统。第二是程序网状结构，诉前、诉讼程序让两者的工作形成了彼此勾连的网状结构。在生态环境立法领域，环境政策法律化是党政体制内的政策与决策上升成为法律意志的过程，体现出党内法规和国家政策在生态环境立法中的重要作用。整体而言，环境公共利益范围在不断地拓展，以前诸多不属于其范畴的事项被逐步纳入其中。第五，寻求行政机关的支持。案件范围上，从专司环境污染案件，到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案件的一并涵盖。
中国环境法治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二）优化制度安排支撑环境司法能动协同环境司法能动协同是从理念原则到制度机制多方面的革新，既有突破，也有调整，还有保留，但其总体上在司法体制与司法改革的框架下呈现出与旧有制度的紧张关系。
环境司法是有关环境保护的司法活动的总称，是实施实体法上规定的环境法律制度最为正式也是最终的法律机制，是对于环境、个人、社会等多重利益的判断和处置，是通过定分止争、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以扩展受案为侧重的审前能动：有限能动在审前阶段，环境司法的受案范围一直呈扩张化的趋势，这被视为司法能动的重要体现。
针对环境问题与环境纠纷的复杂性与多因性，环保法庭适度突破当事人范围，利用多元化纠纷调处方式，追求环境问题的全面和终局性解决。在民事责任方面，环保法庭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进行具体化，发展出了如补植补种、复耕复绿、补投鱼苗等直接环境修复、替代环境修复、异地环境修复等责任形式。
此后，环境司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关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治叙事与政治叙事，找到了两者的绝佳结合点。如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积极落实，适时制定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具体操作规则。当前，党政协同的建构过程对环境司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者在流域司法中表现特别明显，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地方司法机关发布《长江经济带11+1省市高院签署环资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淮河流域（河南段）11个市检察院战略协作机制工作规则（试行）》等文件，这些文件对流域内司法机关之间在信息共享、执行联动、联席会议、案件通报、异地调查取证等方面的协作机制进行了规定，但是诸多协议文本基本上都未规定责任认定等落实性内容。
例如，在盗伐滥伐、失火烧山、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环境犯罪案件中追究补种林木、复植补绿等修复性责任。中国环境司法能动强调以多元社会规则、多重社会价值作为司法的考量依据。
时值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和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起步期，生态环境领域逐渐成为司法的重心之一。其二，不仅强调对于环境案件进行契合其特性的专业化审判，而且重视将恢复性司法、绿色司法等理念贯穿到审判工作的全过程，确保审理普通案件也能系统性地考量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力求绿色案件审理得专业、普通案件审理得绿色。
从广义上看，政法法治可以理解为政法文化。党政协同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在领导的领域、执政的方式、运作的程序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协调和同步，本质上是党政关系的一种状态。
2.审后能动的未来传统观点认为司法权只负责居中进行判断而不需要具体执行，后来，在审判权的基础之上添附了执行权的内容。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服务双碳为政策导向、民事救济行政监督刑事惩戒多管齐下、政府、法院、检察院、环境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强能动气候司法格局。如此，也就充分回答了中国环境司法为什么能和之所以行这两大问题。总的来说，党的意志一般可以通过党章、国家意志、党内法规、实践法律、党员和党组织五种方式予以实现。
不过协同现象已经呈成熟定型之相，其独立性突出，故把二者并列述之。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例，其目的不仅是用司法权监督行政权，更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因为此类诉讼的前提便是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司法文件的方式积极落实党的意志，把党的意志消化吸收为司法权威。2.政法法治的确立政法法治从狭义上来讲是党委及党委政法委统领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
第三，建立和倚重专家库。第三，通过优化证据规则、裁判的方法和方式、保全和执行制度、调解制度、不同诉讼规则之间的衔接等，来实现环境审判程序的优化。
